2016年，中国多部门联手制定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足球发展蓝图，目标是在2050年前把中国打造成为“世界足球强国”。然而十年过去，尽管当年曾以高价引进特维斯、胡尔克、奥斯卡等重量级外援，用的钱和方式让人联想到之后的沙特做法，但中超的辉煌并未持续，反而逐渐走向沉寂。
如今联赛格局已与巅峰期大不相同。作为当前领头羊的成都蓉城成立于2018年，正是那轮金元潮开始冷却的时期。联赛身价最高的球员也不再是千万欧的巨星，现年29岁的巴西前锋克雷桑估值约为400万欧元，足见资金影响之深。新冠疫情是导致倒退的重要因素之一：疫情重创了那些入股或控股俱乐部的企业，许多俱乐部因此陷入财务危机。曾两度问鼎亚洲冠军联赛的广州队付出了沉重代价，像江苏苏宁、天津天海那样相继走向破产与解散。外部观察者指出，疫情无疑让原本就困难的局面更加严峻。
资金短缺直接体现在薪酬和市场活力上。有俱乐部内部人士和长期在华工作的翻译直言“钱没了，市场死了”。欠薪问题时有发生，经纪人也反映这已损害了联赛和经纪人的声誉，导致一些外援和潜在签约方对来华踢球持谨慎态度。相比2017年特维斯年薪高达3800万欧的黄金时代，现在外援税前年薪被限制在300万欧左右，联赛内收入最高的球员如卡扎伊什维利和莱昂纳多也仅在这一水平。
但问题并不只是钱少了。尽管部分比赛的观众数尚可，联赛的整体竞技水平与训练强度却被诟病。早年来到中国并最终入籍的归化球员感叹，过去赛场上有更多顶级外援、比赛强度更高，现在训练之后很难自我感觉到完成了一次高质量训练，需要更多投入和改进。现役外援也表示，如果不在业余时间额外训练，很容易被本土球员较为缓慢的节奏同化，必须靠自律与个人责任来弥补战术和体能上的不足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中国足球在青训与球员输送上的机会被错失。经纪人指出，许多本可以去欧洲磨砺的年轻球员因为高薪选择留在国内，而同期的日本、韩国球员则踏上了留洋之路，长此以往差距显现。除了一些个例如武磊外，大多数中国球员依然待在国内联赛，真正走出去的寥寥无几。20岁的王博豪是少数例外之一，他在荷乙球队的初期感受到异国联赛在节奏和强度上的明显差距，必须学会自我管理、维持职业素养——这些在国内常常由教练和俱乐部代为安排。
结果可见于国家队的表现：中国男足成员几乎全部来自中超，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仅列小组第五，落后于日本、澳大利亚、沙特甚至印尼，已经连续第六次无缘世界杯。总体来看，金元热的退潮、疫情的冲击、俱乐部与球员发展路径的选择失误，共同将中国足球带入了一个需要长期修复和重建的低谷。
